大理是几线城市_大理白族自治州几线城市_大理算大城市吗

文丨戚梦颖

编辑丨荀诗林

校对丨颜京宁

2021年底,门冬冬订了从成都去大理的机票,决定在那里跨年。

她的朋友在大理租了个有8个房间的小院子,半年的房租不到5万元,人均每月只花费1000多元。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后,门冬冬决定在今年实现工作空间自由,开始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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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冬冬朋友在大理租住的小院(受访者供图)

数字游民,英文为Digital Nomad,最早源于1997年的一本书名。这本书畅想了在网络通讯技术的加持下,人类天然的旅行欲望可以在移动的工作、生活中再次被满足。

当然,彼时全球互联网技术与基础设施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,书中的想象更像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但随着网络科技的飞速升级,憧憬很快就变成现实。

全球最大的数字游民社群Nomad List收录了全球1000多个城市的相关数据

2022年初发布的《2021中国旅居度假白皮书》显示,超六成年轻人渴望成为办公地点不固定的“数字游民”大理是几线城市,在工作的同时享受度假生活。

如今,中国也涌现出一批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践行者,他们或是远程办公的公司员工,或是依靠互联网工作的自由职业者。他们游荡或暂居在国内多个城市,云南大理、海南陵水、浙江安吉等地都有着数字游民的社群。

这是新“游民”们的故事。

疫情,转机

Nian已经做了快两年的数字游民,她是个90后北方女孩,主业是视觉设计师。

前不久,Nian在浙江安吉工作了一段时间,其间还抱着电脑拜访了杭州和鲁迅的老家绍兴。结束这段体验后,Nian“回到”云南大理。

如今,大理已经成为这个北方人的常驻地。Nian第一次去大理,是在2020年末。

同年初,Nian还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创意总监。作为一个设计工作者,Nian也逃不过无休止的内卷与加班。在那时,Nian正在依靠手头累积的资源,筹办她自己的设计工作室。

几乎在同一时期,新冠肺炎疫情袭来。Nian突然发觉,在那段时间里,身边的同事朋友基本都在居家办公。这也唤醒了她在法国读书时的记忆。

在2017年回国前,Nian在法国读设计专业。在法国实习期间,各种各样的假期给了Nian很大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,彼时她就开始带着电脑,在欧洲一边旅行一边工作。

后来,Nian才意识到,原来自己早早就践行了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。疫情期间被迫居家办公,也让Nian意识到,对于她而言,地理位置并不能限制她的工作。于是,Nian辞掉了互联网公司的工作,等到疫情有效控制后,动身出发到了大理。

数字游民并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定义,但这群人最大的特征,就是通过互联网完成工作获得收入,无须办公室等固定工作场所。

现在,Nian经营着自己的工作室,靠着设计本业和为旅游、生活方式平台撰稿获取收入。“只要有网络,去哪里其实都可以工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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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ian在大理的洱海边、苍山上工作(受访者供图)

与Nian类似,疫情也为阿绵的人生岔路口指出新的方向。

阿绵是福建人,95后。2018年从国内大学的广告专业本科毕业后,她选择去澳大利亚边打工边旅行。“我本科期间实习过,很难接受在办公室朝九晚五的生活状态。因此刚毕业时,我还不确定想做什么,就决定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。”

2019年下半年,阿绵又去新西兰待了三个月,然后回国。在她的计划中,她打算2020年去西班牙留学。然而,疫情发生后,留学搁置,阿绵的身体也出了问题。“每天都待在家里,差不多到了很抑郁的状态。”

为了调整自己的身心,阿绵开始了解大量的资讯,由此也接触到数字游民的概念。阿绵觉得,比起晋升与经济收入,工作自由度对她而言才是最重要的,远程办公也成为她想要尝试的新方式。

2021年3月,阿绵线上入职一家外国公司,担任数字营销项目经理。在福建的家里,她把工作集中安排在效率较高的上午,下午与客户开会、处理品牌事宜。“一般每天4~5个小时就能做完工作,最多也就7个小时。”

阿绵就这样在家工作了5个月。居家远程办公给了阿绵最大范围的自由,但伴随而来的也有孤寂。阿绵自言是个爱交朋友的人,但在那5个月中,阿绵几乎没能发展出新的友谊。

于是乎,阿绵从福建飞往云南,落脚大理。“我在不同的环境下尝试办公,比如咖啡厅、自己租的小院子、洱海边,甚至是某次在和朋友看戏剧的时候,临时为了处理工作,我坐在看戏剧的门口地上办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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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办公场所(阿绵供图)

如今,大理几乎聚集着国内最多的数字游民。Nian和朋友一起出钱出力,在大理开办共享办公空间,为落脚大理的数字游民提供办公和社交的场所。

Nian说,通过运营这个社群空间,她就结识了上百名数字游民。“去年认识了一个在外国科技公司中国分部工作的员工,因为他们公司可以申请长期远程办公,后来他呼朋唤友,带了一帮他们公司的员工都来大理了。”

自在游走

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,而国内的数字游民们也过着候鸟式的生活。

在过去两年中,Nian的旅居生活不仅限于大理,昆明、西双版纳,海南的陵水、文昌,成都、重庆以及河西走廊上的城市都留下了她和伙伴们的身影。

2021年夏季,Nian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开着两辆车,在河西走廊上走了一圈。“听起来像个旅游团,但我们的日常节奏完全不一样。大家早上基本8~9点起来,找个地方工作。中午品尝一下当地的食品,到了下午下班时间之后才会安排工作之余的事情。”

Nian在青海有网络信号的山上工作(受访者供图)

等到天气转冷,Nian或是去海南度过冬天,或是回家待上一段时间。“开始做数字游民后,陪父母的时间变得比以前多了。”

32岁的门冬冬也有同感。目前是一名独立的IP经纪人,服务不同领域的知识IP。今年初,门冬冬去大理住了一段时间后,打算在今年开启数字游民的生活。

门冬冬笑称,她早就开始了游民的生活。2013年大学毕业后,她离开东北老家,此后的9年时间里,她在山西、东北、上海、北京、成都等多地辗转。但在此期间,无论是在银行实习,做总裁助理,当大学老师,还是在教育公司做运营,她的工位始终还是在公司的办公室里。

2018年,她开始作为自由职业者创业,过上了不再坐班的生活。多年的职场和创业生活花掉她大量的时间,而2020年开始的疫情让她忽然意识到,跟家人在一起的重要性。“我小时候得到了祖辈非常多的爱,但我姥爷去世的时候,我会觉得陪伴他的时间太少了,这是我的遗憾。所以我希望未来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。”

“我过年回家的时候,都想着把农村的老房子收拾一下,夏天我就可以在那儿陪陪家里人,也不影响收入。”门冬冬说。

门冬冬来自东北农村,父母都没接受过什么高等教育,但他们很支持女儿的选择。“我父母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,比如我做IP运营,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,但是也很支持。而且在老家很多人会唠叨女性要尽早结婚生子的事儿,比如年龄再大一些就更不好嫁出去之类的。我妈就会说‘我闺女有自己的想法,她开心就好。”

2021年,为了陪伴父母以及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了解,Nian也邀请父母在大理住了半个多月。

“有时候我在hub(办公中心)里工作,他们也不跟我打招呼,直接进来说看一下你们在干吗,到底是在工作还是在玩。”Nian理解父母的好奇心,她也发觉,自此之后,父母对此诞生出了浅浅的自豪感。“他们会觉得:‘你看我女儿,她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到处走,也不用像之前那么辛苦。’他们也挺为我开心的。”

收入、房租与极简

没有打卡和工位的束缚,数字游民实现了办公时间和空间的自由。但这也意味着,这群人需要独立地为自己的工作负责。

Nian带着电脑游荡了许多地方,但对她而言,无论随时切换到任何一个城市,她每天的工作状态和日程安排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。并且在Nian看来,由自己完全掌控时间分配的效率更高,也可以节省出以往非必要的办公室社交时间。

门冬冬每天工作的时长也基本保持在6~7个小时。不过,她工作的主战场是在下午和晚上大理是几线城市,上午她会用来补充睡眠或者打扫房间。她计算过,不坐班后她的工作效率是之前的1.5~2倍。不过,为了健康问题,她今年打算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,为更长期的自由做好储备。

与Nian、门冬冬不同,阿绵并非自由职业者,她仍然是在为公司“远程”打工。“我一直都是非常自律的人,我喜欢制定计划,每天都会列清楚当天要做什么,所以工作时我一直不担心deadline(截止日期)这种东西。”

相同的工作内容,一致的工作容量,在很大程度上也能意味着相同的薪资收入。自数字游民这一概念在海外兴起以来,地理套利就是该群体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。只不过,从海外到国内,这个概念也从“赚第一世界的钱到第三世界花”变成“赚一线城市的钱到三线城市花”。

Nian算了算,她目前的薪资收入和她在北京时相差并不多,但生活成本却大大缩减了。“从北京到大理,我感受最深的是,我在北京租房一个月可能需要5000元,但在大理1500元就能住得很好。”

阿绵选择住进有多个房间的小院子,月租1000元,再加上一些饮食消费,单月生活成本不超过2000元。“古城里的房子更便宜,一个月只要三四百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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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绵居住的小院子(受访者供图)

不约而同的是,开启数字游民的生活后,他们的消费观念慢慢地开始变化。

年初,门冬冬借住在朋友租的院子中。舒适的居住环境,有相同志趣的朋友相陪,她觉得这群人幸福指数很高。“在大理,像是化妆、买漂亮衣服,这些都很少了,不需要那么精致的生活。”

Nian也发现,不仅是她自己,身边的数字游民朋友在践行这种生活方式的过程中,消费行为慢慢也“极简”了。“因为经常切换地方,你会慢慢知道,哪些东西是重要的,哪些是可有可无的,渐渐就舍弃了。大家日常生活都不会需要太多东西。”

自由的另一面

一枚硬币总有两面。在体验到此前未知的另一面后,阿绵决定舍弃这枚硬币。

数字游民的工作离不开网线,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也离不开随时到来的消息提示。

事实上,阿绵并非互联网重度用户,她很排斥社交媒体过度使用给人带来的精神空虚与焦虑。在她外出参加活动或与人聊天时,她总是忘记回复客户的提问。“如果是美国客户,有时差还好,像新加坡的客户就不能一直让人家等三四个小时。”

在大理待了两个月后,喜欢与人面对面交流的阿绵开始重新思考“自由”的定义。“(数字游民的标签)反而是一种束缚,只能在线上工作,只能选择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生活。”

就在这时,阿绵遇到了一些有着相同想法的伙伴。后来,他们变成阿绵创业项目的合伙人。“我们想做一些深度旅游项目,不仅是线上的,在全国各地开展线下活动,我也可以有更多的旅居城市选择。”

不可忽视的是,如今国内数字游民群里的主力军,仍是未婚未育的年轻人。漂流式的工作生活状态,似乎更像是人生中的过渡阶段。

此前在成都,门冬冬还结识了一对情侣,他们以投资炒股为收入来源,早已实现财富自由。“他们就是成都生活半年、广州生活半年。没有孩子就方便很多。”而她那些已经婚育的朋友,大多只能凑上半个月的时间,带着配偶孩子去云南休息一下。

2018年,门冬冬结束了一段八年的亲密关系。短期内,她不打算走进婚姻生活中。“我不能说(数字游民)是我长期的生活方式,但至少这是我未来5~10年的打算,更长久的也不好说。”

“数字游民的重点在于对自由度的掌控权,并不等于你必须始终在路上、每天要换新的场地。”在Nian眼中,数字游民概念的边界要宽泛得多。“比如说有需要的话,我可以为了下一代在稳定的环境度过孩子成长的时光。不能说我在一个地方3年5年没有位置上的移动,我就不是数字游民了。”

在长期流动状态下的人身保障,也是这群人需要面对的课题。

在Nian的朋友中,远程办公的人群依然在缴纳社保,也有一些人更看重商业保险的分量。Nian的社保没有断交,但她最近有些动摇,如果她不在一个地方长期停留,这些保障还有多大的意义?

不过,Nian正在等待着与他们这群人相配套的保障模式的出现。“国外已经有一些了,所以我觉得后续国内应该也会有配套,像是不受地理环境制约的针对自由就业人群的‘社保’。”

相对而言,门冬冬不太在意自己有没有“五险一金”,她更想通过努力,自己给自己保障。“相比起60岁之后的稳定性,我更在意30多岁怎么活。”门冬冬说。

(受访者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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